这个意义上的权利来源更多是指向权利存在的意义，即权利的价值。

 之前形成的三（干）校四院六系格局到1970年只剩下两个半，分别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大学政法专业。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邓正来发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疑问，对中国法学在1978-2004年这个时段的法条主义、权利本位论、法律文化论、本土资源论做了总体性的批评，指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也无力引领中国法制/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我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在这种背景下，青年法理学者们抛开传统法理学的套路，按照各自的知识兴趣去寻求法理学的知识-理论谱系，开始对某一人（比如，马克斯·韦伯、卡尔·施米特、汉斯·凯尔森、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尤尔根·哈贝马斯、理查德·A·波斯纳、赫伯特·L·A·哈特、罗纳德·德沃金、约瑟夫·拉兹、尼克拉斯·卢曼、沙伊姆·佩雷尔曼、罗伯特·阿列克西等）、某一学派（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社会法学派）或思潮（法律与文学、女性主义法学、批评法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等）、某一领域（法律哲学、法伦理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学方法论、法逻辑学、法修辞学、法语言学、法律的经济分析等）的法学理论进行专精的研究，形成了由各种知识小众（当然也可能是有广泛听众的）构成的论坛、研讨会和学术工作坊，他们有自己松散的联合形式、自己的（以书代刊的）专业刊物、研究旨趣、理论志向以及设定的专业知识门槛。我们以1954年4月全国政法教育会议所确定的四院六系为例（当时四所政法干校的教学情况没有统计在列）， 看它们当时开展法理学教学活动的机构名称、教材和教材设置方案（详见表）： 自50年代末，随着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法学专业逐渐萎缩，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法学学科遭到彻底的破坏，法学界很多专家学者被打成右派分子，沦为专政对象。张文显教授团队于2017年12月启动法理研究行动计划，寄希望于系统研究法理的概念、法理的体系、法理的存在（表现）形式、法理的意义和功能、中国传统中的法理、西方法学和法律文化中的法理、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理、各部门法领域的基本法理、法治各领域、各环节的基本法理、法学交叉学科研究中的法理、法理思维、法理中国等内容，寻找凝聚法理共识所用的智识资源，确立法理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以法理为主线建构法理学体系，形成我国法理学的一次转型升级。该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轻视法律、蔑视法学、抛弃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同时否定了指向法治文明过程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等，将加强法制、依法治国等理念确立为法学界的基本理论共识。

久而久之，其政治敏觉性超过了学术和思想的敏觉性，法学的思想创造能力则陷入委顿的境地。……它所关心的不仅是明确性及法的安定性，同时也致意于：在具体的细节上，以逐步进行的工作来实现‘更多的正义。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双方协商一致的意见办理。

在审查起诉时，如何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苗生明教授认为，行政机关参与制发司法解释蕴含着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对法院审判权的侵越，必然大大降低刑法司法解释的权威地位。思路三是以监督制约配合。(12)陈金钊教授从解释主体、思维方式、解释资格三个角度区分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解释法律的主体是无限的，任何国家机关执法、司法的过程都需要解释法律。

(二)法律解释主体权力的扩张 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怠于行使抽象法律解释权，导致法律执行机关缺乏职权行使的准据。要求其他主体尊重并执行其所做法律解释则有侵犯权力独立行使的嫌疑，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基于法律解释主体间地位的不平衡，这样的要求或建议所具有的强制性不容小觑，至于法院以国务院依据法律所做的行政法规为审判的依据，虽由立法机关创设，亦有破坏宪法秩序的嫌疑，如刘松山教授所批评的，行政法规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意味着国家的审判权服从最高行政权最高行政权有权左右审判权的行使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体系平衡的冲击最高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无权对最高行政机关实施法律监督，不符合《宪法》第126条关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和个人干涉的规定。

[12](P237)林维教授认为，公安部的参与或者介入并不是一件必需的事情，也超越了其权力界限，联合发布形式变相地成为行政机关寻求司法保护、强化行政权力的一种工具。④在我国，司法解释包括审判解释、检察解释和审判、检察联合解释三种。国家机关负责人的党内职务决定了机关所处的政治地位，从国家任务的安排来看，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共同发布文件，并共同领导其他国家机关，国务院的地位明显高于两高，如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近期反腐败斗争几项工作的领导……无怪乎王禄生教授认为法院居于政府的从属地位。[16]基于客观条件限制抑或主观意愿的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怠于行使立法解释权是既定事实，然而，法律条文的抽象甚至缺漏是客观存在的，使得部分有待解释的法律条文成为无主之地，留下权力的空白地带。

实际上，上述问题并非刑事法律解释所独有，各类联合解释中均存在侵犯权力的可能。⑩机关忠诚，或宪法机关忠诚，简言之，指宪法机关彼此间所负的相互扶持、尊重与体谅的义务。与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配合，多少有些无奈，亦是保全自身的最佳选择，过于强调独立易与国务院及主管部门形成对立，于两高而言明显不利。最为棘手的是行政法规作为审判依据，亦是支配关系的体现，为此，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法规的权力，以此对配合关系形成制约。

[17]《立法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做司法解释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仍有机会监督两高司法解释，尚无主动监督的先例。[23](P268)魏治勋教授认为，仅从事实存在的视角看，中国的法官的确是拥有法律解释权的。

(二)配合关系所生弊端的根除 从长远来看，一切破坏宪法秩序的现象都应消除，除非宪法的修改，即使修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亦不修改。法律解释主体间的关系主要是在法律解释实践中形成的，立法机关也有所构建。

法律解释领域出现的配合关系，对于上述宪法秩序构成明显的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怠于行使法律解释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对于经常性的法律解释工作根本不可能承担。《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5号)要求，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做好相关司法解释的制修订工作，积极配合可理解为在司法机关解释法律过程中提供参考意见。如《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人民法院裁定转移土地使用权问题对最高人民法院经[1997]18号函的复函》([1997]国土函字第96号)规定：在裁定转移地上建筑物、附着物涉及有关土地使用权时，在与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取得一致意见后，可裁定随地上物同时转移。目前看来，宪法侧重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确立，而未明确国家机构活动的原则。根据宪法以及《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对于其他法律解释主体所做解释，尊重是应该的，但尊重不等于执行，直接以其他法律解释主体所做法律解释作为执法的依据，是对自身法律解释权的放弃。庆幸的是，配合关系的弊端尚未完全显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缓减刑等有关问题的联合批复》([56]法研字第11375号、[56]高检四字第1591号)，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解释。[7](P15)分工和协调原则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之间各有分工，在职责范围内互不干扰，同时又互相协作，配合。

法律解释是法治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规范依据，可以说，法律解释的质量直接关系法律实施的结果，而优质的法律解释离不开完善的法律解释体制。这一思路仅针对法律解释过程中的配合关系。

应制定规范配合关系的具体细则，尤其针对联合解释，为法律解释主体间平等交换意见提供可能。正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权运行不畅的前提下，其他法律解释主体得以分享立法解释权。哪些配合关系对于宪法秩序的威胁最为显著？相比于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抽象法律解释领域的配合关系对于宪法秩序的威胁更为明显。首先，抽象的法律解释权。

实际上，法律解释主体并未严格遵循《决议》的规定，尤其是法律具体应用解释主体，在法律解释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各种配合关系，对于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体制乃至宪法秩序具有显著影响。换言之，最高人民法院应当适时地放弃抽象解释法律权力，将法律解释的重心置于个案中法律适用的解释以及监督下级法院的法律解释，如此可免除大部分威胁宪法秩序的嫌疑。

二、法律解释主体间配合关系的评估 诚如张志铭教授所言，法律解释的实践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并没有顺着上述决议划定的轨迹运行。按照一般学理上的理解，法律解释是与法院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密切相关的一项活动。

《决议》对于联合解释未置可否，这一配合关系继续运作，尽管对于检察机关拥有法律解释权的正当性争议不断，③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做出法律解释已属司空见惯，④两高与国务院主管部门间的联合解释⑤也已成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法律解释主体配合关系弊端的消除 我国法律解释主体间配合关系的弊端，一是部分配合关系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宪法秩序的破坏，二是因配合关系各方实力的不均衡对法律解释的科学性以及法律解释体制的冲击。

(2)法律解释主体自觉认可，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转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国药监械[2001]190号)规定：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0号)转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怠于行使职权 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解释领域绝对的核心，既是法律解释的最终权威，具有抽象解释法律的权力，又是法律解释纠纷的裁决者以及监督者，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上述职权的履行，并不积极。关 键 词：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体制  联合解释  配合关系legal interpreta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joint interpretation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19次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法律解释权做出配置，确立了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框架，[1]随后，法律解释体制逐步细化、完善。联合解释的各方如若各自独立，在联合解释的过程中平等博弈，充分表达意见，应当能够较好地防止其他权力的侵犯，对于联合解释的服从亦是服从解释主体自己。

此外，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是宪法确立的原则，那些威胁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配合关系亦应解除。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法发[1997]15号)未涉及联合解释。

[24]从抽象法律解释的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并不比其他法律解释主体高明，只是所代表的利益有所不同。二是法律解释过程的参与。

①据此，笔者将国家机关间的关系简化为分工、配合和监督制约，所谓配合乃是分工各方共同促成任务的完成，监督制约则表现为分工各方相互限制。本文将事实存在的法律解释主体间互相配合关系加以归纳，从国家权力结构的角度审视这一类现象，化解破坏宪法秩序的因素。